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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特辑:四夷外国传

四夷传和外国传是正史中记载中原王朝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一种纪传体体裁,从今天的视角看,不便区分其所录更适宜归到民族史还是对外关系史,故此处统一辑录为四夷外国传。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有相关传记。

四夷

四夷,原是先秦中原部落对九州境内四方部落(先秦夷人)所用的泛称。这个称谓最早见于西周晚期,是周室用来分别‘王母弟甥舅(华夏)’诸国与四方‘非王母弟甥舅(夷狄)’诸国的统称。后来周室没落,诸侯国混战,中原人群与九州境内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部落人群融合形成汉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称呼转为代指九州以外更远的地方上其他民族的代称。

正史中的四夷体系化记述

本节完整引自:关志国:论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

秦汉以后,周边族群在中原王朝的政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北方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肘腋之患,民族历史是历代正史不得不专门记载的内容。《史记》《汉书》中还没有形成整齐的“四夷传”,《史记》的六部少数民族列传依次为《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朝鲜传》《大宛列传》,《汉书》的民族列传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两书对民族的记载大致按围绕中原的地理方位顺序而展开,虽然未完全采用四夷的模式,但开创了以后正史四夷列传的基础。

从魏晋到隋唐,正史中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逐渐形成。南宋范晔撰《后汉书》,开始突出了各民族的方位次序,以此为标准对民族进行了分类,《后汉书》卷八五至卷九〇记述的民族依次为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梁书》卷五四为“诸夷”,分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三部分来记述。在唐代的正史修纂中,完整的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正式确立了。《晋书》卷九七为民族列传,修史者正式把这一记述民族历史的部分称为“四夷”,其中东夷包括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西戎包括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南蛮包括林邑、扶南;北狄即匈奴。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才开始接触的西域各城邦国家,已逐渐纳入既有的四夷框架之中。《隋书》卷八一至卷八四分别为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南史》卷七八“夷貊”上记述了海南诸国、西南夷,卷七九“夷貊”下记述了东夷、西戎、蛮、西域诸国、北狄。《北史》卷九四至卷九九为民族列传,其按语称:“自魏至隋,市朝屡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时。今各编次,备《四夷传》云。”其卷九四为高丽、百济、新罗、勿吉、奚、契丹、室韦、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流求、倭;卷九五为蛮、獠、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卷九六为氐、吐谷浑、宕昌、邓至、白兰、党项、附国、稽胡;卷九七为西域;卷九八为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卷九九为突厥、铁勒。正史对西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的确立,说明在汉末以后300余年的分裂后,重新统一,隋唐是一元化天下秩序的再建与定型时期,(22)为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一元化天下秩序,正史修纂者也有意识地在观念上建构了一个四夷体系。

唐以后,四夷记述的体系化在正史中得以延续并不断完善,《旧唐书》卷一九四至卷一九九,先是单卷记述了对唐朝构成重要威胁的突厥、回纥、吐蕃,然后是分南蛮西南蛮、西戎、东夷、北狄四部分介绍其他民族的历史。《新唐书》卷二一五至卷二二二,也先是重点介绍突厥、回鹘、吐蕃、沙陀的历史,然后分北狄、东夷、西域、南蛮四部分记述其他各族的历史。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以《四夷附录》把这一体例推向极端,为突出宋朝的正统地位,把四夷置于全书的附录位置。

在各部正史中,四夷附于全书之末,在整个史书结构中也处于边缘地位,而史学的体例正是现实民族观念与分布格局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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